改革三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市场上的出版物可谓眼花缭乱，但随着书本在中国这几年逐渐丰富，人们对于书本的兴趣缺没有同步上升。为何中国人正在远离书本？这一问题引起了知识分子们的反省。
    在著名作家余华的文集《十个字的中国》中，他回忆起了他童年时代的趣事：在文革后，曾被认为是“毒草”的西方文学著作开始重新出现在他居住的偏远山村中。然而由于供不应求，村名必须用当地书店签发的购书票来购买。书店发购书票那天，余华黎明时分就到了书店，而购书者的队伍从书店大门蜿蜒而出。8点十分，书店老板告诉他们只有50张购书票。余华回忆起当时：“好像有人在冬天当头浇了一桶冷水“。第五十一个队伍里的人郁闷的看着前面的拿着崭新的《安娜卡列宁娜》和《大卫科波菲尔》离去，后来，51在当地成为了运气不好的代名词。
    对于现在中国的读书人，这样的故事似乎和发黄的毛泽东选集一样过时。在中国改革三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市场上的出版物可谓眼花缭乱：依靠着从2011年的770万到2012年出版的810万册书籍这样极大的出版量，中国推动着世界最大的出版业前进。如果在中国各地的各大”书城“走走，顾客所接触的书本范围从中国古诗歌到亚马逊的最畅销书应有尽有。每个街角的盗版书摊都有最新出版书籍的盗版，从乔布斯传到卡内基的《如何赢得朋友影响他人》都有。
    但余华书中的故事和当代中国人依然恍如隔世：随着书本供应在中国这几年逐渐丰富，人们对于书本的兴趣却没有同步上升。根据中国新闻出版署4月份的调查。中国2012年年人均阅读量只有4.39本，远远低于主要发达国家如美国的7本，日、法的8.4本，韩国的11本。而与每天平均花在电视上的100分钟以及45分钟在网上相比，中国人只安排15分钟阅读。当父母向孩子灌输”书中自有黄金屋“的古训时，消费者对书本的价格定位似乎并不与之一致；中国消费者对于200页的书本最多愿意出13.67元，也就仅仅两美元多一点。这仅仅是是星巴克一杯冰拿铁价格的一半，三分之一张电影票的价格。
    在一个文化气息最为浓郁，人们对于阅读的渴望带来了纸张以及可携带的书本的诞生，现在的图书市场实在令人差异，尤其是中国在近几十年的去文盲化以及普及高等教育的情况下。政府在1985年到2011年实施的教育项目将文盲数目从2.3亿降到了5000万，而大学毕业生的数量在过去十年里增加了四倍。在全世界来看，这样在教育以及文化的进步都会带来在像在英国以及美国工业革命后20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娱乐化阅读的增长。但在中国，阅读量在过去13年里一直在下降：从2000年的60.4%掉到了2012年54.9%。
                     阅读已经成为了纯粹的消遣
    对于为何中国人正在远离书本的问题，引起了知识分子们的自我反省。和余华一样从相对自由的80年代走来的知识分子无不为国人远离书本感到悲哀。 张丽佳，一位北京的自由作者，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回忆录中充满自豪的这样回忆道：“我常与朋友谈论时政和读的书。”、“有一种如此强的求知精神。”她同样提到，这种求知精神随着中国转向单纯的发展经济，使得人们不再关心其他的事情。“人们过于浮躁与功利，”她评价道：“需要平静的心境才能坐下来看书。”
    张丽佳的观点引起了图书出版业资历深厚从业者的共鸣，这些从业者自出版物产业以市场为目标改革起就一直在密切关注公众对于阅读偏好的改变。有的从业者指出，公众在离开书本的同时，还放弃了更为严肃，知识丰富的书本而转向阅读起来相对轻松的书本。“在过去的十年里，国内畅销书的内容知识含量更为单薄，变得更为实际。”一位90年代开始从业名叫何晓飞的出版商说道。他认为，今日中国的畅销书大部分都是“育儿手册，食谱，养生指南，教辅，惊悚小说以及言情小说。”以上提到的出版物在西方也很受欢迎，但在中国，这些书将知识含量更为充足的书推进了一个一日不如一日的小市场。在90年代，超过1500家独立书店在中国各大城市中蓬勃发展，销售关于政治社科理论的书籍，而这些理论支撑着公众对于广场时间后政治话题的兴趣。时至今日，只有其中由那次事件的幸存者刘苏里的万圣书园还在营业，刘苏里在乌鲁木齐晚报五月份的一次专访中这样说：“对于中产阶级的崛起，人们只是从物质方面出发。”“其中有的买书只是为了杀时间和应付考试，他们在书中只是寻求对他们自己有用的东西而非阅读。”
    出版商贺雄飞将公众对于严肃主题书本的态度的转变原因归结为对于物质化的成见和正在转变中的政治环境，对于政治环境，他认为正在逐渐压缩中国社会中留给知识让其自由流动的空间。他回忆道：“在某广场事件发生后的十年里，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沉默了。然后在90年代末期，知识分子间的争辩开始有了小转机。”在那段时间，他通过将余杰，秦晖以及钱理群这些对于中国读者名声极高的社会批评家的作品加以出版在出版业小有名气。但是后来，风头又变了。“现在出版余杰的书完全就不可能了，化名都不行。”因为余杰作为一名异议者，他的书在90年代末昙花一现后就被禁止在中国国内出版。后来他被拘留和折磨，后来又因被他对中国政府领导者的批评被软禁在家，最后在去年选择远走他乡去了美国。
    一部分由于政府严苛的审查制度，一部分由于公众对于书本选择的改变，中国人选择网络以选择更轻松的阅读。如果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一份报告，不考虑线上。一份读如何定义，接近两亿的中国人选择线上阅读。根据艾瑞市场咨询的调查显示中国十大最受欢迎的文学网站有日均1.22亿的访问量。这些网站提供了从言情到科幻题材广泛的小说以供阅读，读者的爱好又使得读者群又进一步细分为想军事魔幻小说，职场小说以及关于时空旅行的小说。有的网站要求读者缴纳很小一笔钱以阅读最流行的小说，通常在5元左右。
    其中有的买书只是为了消磨时间和应付考试，他们在书中只是寻求对他们自己有用的东西而非阅读。
    但由于缺少编辑的帮助，在线书籍质量良莠不齐。即有敏感的无法出版的小说，也有年轻作家的军事题材小说。像中国著名社会批评家之一慕容雪村这样出色的小说家也是从互联网逐渐出名。但大多数这些线上内容用北京大学专精在线文学研究的邵燕君看来：主要目的是为了迎合读者的欲望，非提供文学与知识以丰富读者的思想与灵魂。她还认为：“公众对于阅读媒介的改变反映了偏好的改变，阅读逐渐变为纯粹的消遣活动。”
    在美国，喜欢实体书的作者现在去数字商店以寻所好。中国的在线读者选择电子书是因为实体书无法提供对于社会批判以及现实的描写，以及，和电视节目以及电子游戏一样，实体书无法像电子书那样为读者提供一种廉价的逃避现实的途径。根据新闻出版总署的调查，中国人为线上读物平均愿意支付3.27.元，合计不到50美分。
    但这些现象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阅读的黄金时代是否早一去不复还了？
今日的中国早和80年代那个多年大规模政治运动后对于知识的渴求的中国大不一样。现在很难想象为知识的渴望所驱动的阅读的复兴。在中国出版业绝望的现实面前，一本书的出版似乎带来了一丝希望，詹姆斯·乔伊斯于1939创作的《芬尼根的守灵》，在上海大学一位教授历经八年翻译出来第一部分并出版后反而销量不错，一个月内卖出去了8000本。
    对于这本书的热卖一些观察者认为是出版社的营销所致，出版社在大城市的商业区树立了大广告牌宣传这本书；由于读者对于书本不再像以前那样有兴趣，出版商认为书的销量更加依赖于上文提到的营销过程。担忧的出版商则认为读者之所以被这些书所吸引，是因为这些书阅读中带来的困难所致。原书隐晦的语言，难以捉摸的情节以及作者自身的名气使这本书成为了追求LV这样奢饰品的中国中产阶级眼中只是的象征。
    同时，译者戴从容认为还有一个原因：“你必须承认有一群人买书处于虚荣与好奇买书，”她在华尔街日报的采访中说道。“但还是有一大群人是为了欣赏而来。”
戴从容还称她对于这本书的嘲笑感到惊奇的同时也很高兴。毕竟在一个国外著作译本销量卖不到1000本的国家8000本算是很成功了，但在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这可不算多。（责编：卫苗）